“在海昏简《诗经》之前，我们能够确定的最早的全本《诗经》就是东汉熹平石经鲁诗；海昏简《诗经》出现之后，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西汉中期《国风》《小雅》《大雅》《颂》一定已绑定完成了。”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蒋文对澎湃新闻记者这样表示。
11月8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成果公布十周年研讨会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表示，海昏侯墓中出土《诗经》相关简牍约1200枚，简上有“诗三百五篇，凡千七十六章，七千二百七十四言”，证明海昏简《诗经》是全本《诗经》，这是秦汉时期全本《诗经》的首次发现。
之后这则消息很快冲上热搜，被网友玩梗“断更两千年的《诗经》要更新了”。
其实这已经不是一条“新闻”，海昏简《诗经》的发现，早在2018年就首次对外公布，依据当时的考古证据，只能认定它是存字最多的《诗经》。2020年6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凤瀚发表在《文物》上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诗〉初探》一文，已论及：“整个《诗》简总目前端则有此竹书名称、总章数与句数，简上端标有黑方块提示符号：‘诗三百五扁（篇）凡千七十六章 七千二百七十四言’。”
展开剩余89%朱凤瀚研究认为，海昏简《诗经》总篇数与今传《毛诗》一致，但总章数（1076章）、总句数（7274言）与《毛诗》（1149章、7285句）存在差异。朱凤瀚判断海昏简《诗经》可能属于《鲁诗》系统，“这主要基于墓主刘贺的老师王式是《鲁诗》大家的史实，而且海昏侯《诗经》与属于鲁诗系统的汉《熹平石经》残石诗经之间存在重要关联与吻合处。”
写有“诗三百五扁（篇）凡千七十六章 七千二百七十四言”的海昏《诗经》简
海昏简《诗经》究竟有多大的研究意义？是否真的具有颠覆性的价值？它的发现，将为当代的《诗经》研究带来怎样的冲击？澎湃新闻者专访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蒋文。
海昏简《诗经》的面貌：标准成熟的汉代隶书，抄得相当精美工谨
据悉，海昏简《诗经》由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负责物理保存与技术修复，目前仍在修复中，计划于2026年完成全部核心修复工作。
蒋文介绍，海昏简《诗经》的图版还没有正式地、完全地公布，竹简实物通常也不会公开展出，大家目前一般能够看到的就是发掘整理者此前发表的极少量照片，见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文物》2018年第11期）、《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等。
刘贺生于公元前92年，在公元前59年去世，刘贺的时代在书法史上被认为是隶书从古隶（秦隶/早期隶书）向汉隶（今隶/八分隶）演变的收官阶段。
蒋文认为，从现在能看到的少量照片看，海昏简《诗经》的书体是标准成熟的汉代隶书，而且抄写得相当精美工谨，比同墓所出的签牌上的字迹要严正许多。
海昏简《诗经》复制件
对于抄写下这份《诗经》的人是谁这一问题，蒋文谈道：“我们很难断言书手的身份是什么，汉代文书的缮写是由专人负责的，也就是‘书佐’或‘书吏’（有时也可能有其他身份的人参与），像《诗经》这种典籍类的文献大概也是由专人负责抄写，甚至有可能是雇佣了当时的职业抄书人抄写的。”
之前的采访中，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介绍，海昏侯墓发现的简牍中，还有500余枚《论语》竹简，其中便有失传的《齐论语》，此外，海昏简还有《礼记》《春秋》《孝经》以及约200枚《易》类文献。
为什么在海昏侯的墓中会随葬如此丰富的典籍类文献，学界有不同看法，蒋文介绍，有人认为这些典籍类竹简是墓主生前日常使用之物，也有人认为是特意为下葬而准备的（甚至认为有镇墓辟邪的作用），采取哪种观点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海昏简书手身份的判断。
“海昏侯墓和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时代差不多，八角廊汉墓中也出了一大批竹简，学界称之为‘定县简’，定县简中也有《论语》《文子》《太公》（或称《六韬》）这样的典籍，书写风格和海昏简《诗经》等的书写风格颇为一致。为刘贺和刘修抄书的人接受的大概是一样的字体教育，或者说他们学习的是同一套范式。”蒋文谈道。
海昏简是“完全体”，但大概率我们看不到一部完璧无瑕的《诗经》
竹简本《诗经》已经在多个墓中发现。
蒋文介绍，目前我们知道的出土竹简本《诗经》有如下几种：安大简《诗经》（战国早中期，已完整公布）、王家嘴简《诗经》（战国晚期前段，未完整公布，整理者已介绍大致情况）、夏家台简《诗经》（战国中期，情况不明）、阜阳简《诗经》（西汉早期，已完整公布）、海昏简《诗经》（西汉中期，未完整公布，整理者已介绍大致情况）。
其中，已完整公布或大体情况明朗的安大简、王家嘴简、阜阳简与今本《诗经》（即今本毛诗）相比都不够完整——安大简和王家嘴简都只有《国风》；阜阳简绝大部分也是《国风》，只有少量《小雅》诗（《鹿鸣》《四牡》《常棣》《伐木》《天保》，这几首也是位于今本《小雅》开头的几首）。
安大简
与它们相比，海昏简《诗经》的最大特色在于这是一部《风》《雅》《颂》俱全的“完全体”。但要注意的是，按照整理者的说法，现存的这1200支海昏诗《诗经》“多已残断，几无完简”，可知这批竹简的保存情况并不算太好，我们大概率是看不到一部完璧无瑕的《诗经》的。换言之，理论上这应该是一个全本，但现实是我们已无缘目睹这个全本。
朱凤瀚对于海昏简《诗经》的目录所做的释文研究
“海昏简《诗经》的目录、训诂和诗序类文字是此前未见的，具有极高价值”
在物质形态上，海昏简《诗经》的考古报告写“简每枚长23厘米、宽0.8厘米，有三道编绳，容字20—25个，包括经文、附于正文的训诂和篇末类似诗序的文字”，对于这一形态是否特殊，蒋文谈道：“海昏简《诗经》比阜阳简《诗经》的竹简略短一点（后者大约25厘米），差不太多。三道编绳在汉代典籍类简中不罕见，比如定县简《论语》也是三道编绳。容字数量也很正常。”
那么相比于其他出土的《诗经》相比，海昏简《诗经》最大的研究价值何在？
蒋文认为：“海昏简《诗经》的目录、训诂和诗序类文字是此前未见的，具有极高价值。比方说，对于研究《诗经》经传如何合一、诗序如何形成、汉代章句如何发展等问题都有不小的价值，而这些问题都是诗经学及经学的重大问题。”
蒋文也介绍，阜阳简中有几枚残简，上有“后妃献”“讽君”等残字，之前整理者怀疑是诗序残文，现在有了海昏简作对照，也有助于提升我们对阜阳简《诗经》的认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剑教授目前正在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阜阳汉简整理与研究’，对阜阳汉简进行再整理，我们也会注意吸收海昏简提供的新信息。”
海昏简《诗经》：实证西汉中期《国风》《小雅》《大雅》《颂》已是完成体
海昏侯墓出土的《诗经》简被确认为秦汉时期首次发现的全本，这对于《诗经》的研究者们也有着怎样的意义？
蒋文谈道，在海昏简《诗经》出现之前，我们知道的出土战国至汉的竹简本《诗经》基本都是《国风》，偶有少量《小雅》，没有看到过《大雅》和《颂》。但从《左传》等传世文献以及一些出土文献所反映的情况看，属于《大雅》和《颂》的一些诗肯定从春秋时代就开始广为流传了。那么，为什么此前出土的竹简本《诗经》没出现《大雅》和《颂》呢？这是一个“材料陷阱”还是反映了历史上的某种真实情况呢？会不会《国风》《小雅》和《大雅》《颂》在一定时期内其实也是可以分别流行的呢？倘真如此，《国风》《小雅》《大雅》《颂》的流传是在什么时候才被彻底绑定的呢？海昏简《诗经》对于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有一定帮助。
“在海昏简《诗经》之前，我们能够确定的最早的全本《诗经》就是东汉熹平石经鲁诗，这个时代可以说相当晚了；海昏简《诗经》出现之后，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西汉中期《国风》《小雅》《大雅》《颂》一定已绑定完成了。考虑到海昏简《诗经》的体例非常严整完善，形成这么整饬的面貌也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我们甚至可以据海昏简再将这个‘绑定’的时间点再往上推。”蒋文谈道。
海昏简《诗经》大概率是“鲁诗”
《诗经》在先秦被称为“诗”或“诗三百”，一般认为，其素材源于周初至春秋中叶的各地歌谣、宫廷乐歌，由朝廷派“遒人”“行人”去采集四方歌谣，再经乐官整理、编订，形成早期文本。
先秦时期，《诗经》的传播以书写为主，口头传唱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核心受众是贵族、士大夫阶层（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礼仪场合）。当时尚未形成固定的标准版本，文本面貌较为复杂，在字词、句、章、篇等诸层次都有可能存在各种变异。
西汉时期，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始盛。《诗经》逐渐形成了“齐、鲁、韩、毛”四家诗并行的流传格局。
蒋文直观地解释道：“如果我们把当时的诗经学比作一级学科，那么这四家就类似于四个二级学科。这四个不同的二级学科所用的‘教材’是有差别的，授课内容、授课目的、具体的讲法也是不一样的，这四种‘教材’就相当于四类《诗经》经文文本。两汉占主流的一直是三家诗，它们很早就立于学官，得到官方认可，西汉最流行的是鲁诗，东汉最流行的是韩诗。毛诗基本上是作为私学在民间流传的，一直到东汉后期才开始崛起。”
一般认为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曹魏，韩诗到了北宋的时候也基本亡失了，只剩下《韩诗外传》。毛诗反倒后来居上，取代了三家诗而统治了整个诗经学，我们目前看到的《诗经》（即传世本《诗经》，或称今本《诗经》）就是毛诗。
关于海昏简《诗经》的学派归属问题，学界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鲁诗，一种认为是韩诗，“我个人目前倾向归于鲁诗，核心的理由朱凤瀚先生《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诗〉初探》一文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一是总体编排结构相合，二是《汉书》记载昌邑王师是鲁诗学派的王式。有研究者根据一些细节方面的证据判定海昏简《诗经》属韩诗，大概还可以再考虑。因为汉代四家诗各家的内部面貌如何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可能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同属某一家，其文本、训释、传说等未必皆同；分属不同家，其文本、训释、传说未必有异。我们在考虑这类问题是恐怕应该充分考量这些复杂性。”
随着《诗经》到《论语》等的发现，是否能够与史料共同拼凑出刘贺的时代经学的面貌？对此，蒋文认为：“总体而言，现有材料还很缺乏，要想复原出比较详细的图景还很困难。”
这些经籍类文献的发现，对于刘贺留给世人的形象是否有改观？蒋文介绍，自己认同徐卫民《汉废帝刘贺新论》（《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中提到的一个观点，即：不能只根据墓中随葬了大量礼乐用器和竹简书籍，就断定刘贺是一个“受儒家思想教化、爱好音律、情趣高雅的‘文艺青年’”，更不宜将这些与刘贺的人品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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